中国散裂中子源迈出产业应用第一步

[15]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论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关系，林来梵教授坦言：在现行体制下，合法性审查制度具有吸纳甚至抵消合宪性审查的功能。然而，监督宪法的实施乃是《宪法》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

根据《立法法》第100条的规定，当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被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认为与《宪法》相抵触，它们的制定机关可以对其进行及时和必要的修改，在此情形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不会行使撤销权。[45]张翔教授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可以分为前端与后端两个层次，前者是对法律草案在通过前的合宪性控制，而后者是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20年以来，鲜有学者就此提出不同的见解。[39]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是《宪法》的明确要求。《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其相抵触，但通篇都没有使用合宪性审查或者类似表述，更遑论明文规定合宪性审查主体。

[33]其依据是美国《宪法》第6条的至上条款（supremacy clause）:本宪法……为本国之最高法。尤其在现阶段，事前型审查的开展基本上缺乏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的指引，存在实际困难。但是从逻辑上看，教育事项自然包括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等，而且宪法、教育法、具体事项的教育法构成了一个明确的逻辑关系链，即宪法涵盖教育法，教育法涵盖具体事项的教育法，因此在教育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有关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民法教育等事项的前提下，《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根据只写《教育法》即可。

[8]那么，应该依照什么样的标准或角度去看待这种法律样态，现有的法律样态是否存在问题，存在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观察思考它呢？在笔者看来，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26]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11页。因此，在民法典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也强调了民法典应当符合宪法的精神。其次，确立其入法标准，即以基本法律必须规定为原则，以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规定为例外，而且须存在规定的必要。

以2021年修订以前的《兵役法》为例，其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而这种立法现象如何成为规范法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呢？笔者认为，从立法现象到规范命题，中间存在一条明显的逻辑线索。

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应该确定清楚，一部法律是否应该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有学者指出，尽管只是一个符号上的有与没有的问题，但是其却影响到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作为一个范式的存在，同时从汉语修辞应有的用词习惯来看两个并列的词组应当用逗号隔开，这样其才能表达双层涵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8]具体如何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相关内容与信息，可以依据上述表格中法律名称的线索获取。

[6]胡弘弘：《依宪立法的再思考: 由法律规定之宪法实施》，载《政法论丛》2021年第3期。也并不意味着其他部门的法律与宪法关系较远，不必根据宪法制定。其一，一部法律的立法根据，不宜既写宪法，又写法律。[16]上述五大国家基本制度体系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立法的宪法依据。

它要求，关于普通法律中是否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的任何讨论, 均应当在实定法体系中展开。林彦：《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

当一项权利写进宪法和法律，就成为了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我们不能再以所谓自然权利，不言自明等理由来认为，这些权利的内涵一定是确定而明确的，事实上，基于种种原因，同样的权利概念在不同国家宪法中的内涵、侧重等可能是不同的。[31]在法律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是立法者依宪立法的自我确证和事实陈述，也是立法权法定原则的规范要求。

[7]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李克杰：《中国基本法律概念的流变及其规范化》，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况且，《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并没有在宪法前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表述。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可称为非基本法律。政治性、最高性、原则性、组织性和限制性是宪法规范的基本特点。二是宪法中有关国家机构的组织、职权的法律具体化。

然而，在宪法相关法中，同属国家标志的四部法律中，《国旗法》《国徽法》《国歌法》均明确了根据宪法制定，《国籍法》则没有明确。可分类列举如下：（1）职权类选举类法律，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驻外外交人员法》《监察官法》。

宪法可构成对《科学技术普及法》直接的、明确的、足够的根据，而再在其立法依据中增加有关法律的表述，既没必要，也不精确。彭真曾经指出，立法需要两个根据，一是实际情况，二是宪法。

民法商法中，《个人独资企业法》明确了根据宪法制定，《合伙企业法》则没有明确。就第二种情形而言，众所周知，马克思曾言：法律以社会为基础。

所谓宪法上的依据，是指宪法明确规定的内容，既包括宪法明确列举的事项，也包括宪法概括规定的事项。一是，针对根据宪法，既不能做过度扩张性理解或解释，也不能进行限缩性解释。其二，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要求对宪法精神、价值等予以整体性体现。[24]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6期。

学者们主张将依宪立法原则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立法行为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表述在使用中，标点符号应该统一，这也是立法活动与立法语言严肃性、严谨性的要求。

行政法中的4件，即《兵役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行政处罚法》。此外，我国现行宪法中除了明确列举的权利，还有类似第33条等规定的抽象的人权条款，以及除了现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以外的其他章节条款中所蕴含的权利内涵，也会成为法律制定中权利部分的宪法依据。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官网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闭幕，我国有效法律目录达到288件。[25] 其三，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在内容上确有直接宪法依据的情形下，也可以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四是宪法序言中规范内容的法律具体化。解放军军官军衔制度，属于国内事务，没有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必要。[22]依据法律效力理论，存在以宪法为最高法和核心的法律效力的不同梯级。《兵役法》近70个条文，涉及的宪法制度或条款，绝对不仅涉及宪法上的依法服兵役义务的条款。

[20]详见张震：《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原理与机制》，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5期。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诚然，根据宪法制定的某部法律，往往是对宪法中某一项制度的具体化，但是宪法上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宪法的具体条文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规范体系，因此，具体写明根据宪法某一条或某几条制定某部法律，是无法真正体现宪法的整体性精神和价值的。现有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律类别涉及多个部门，既有宪法相关法，也有行政法，还有民法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当然宪法相关法和行政法占的比重最大，共有71件，占到了全部97件法律的70%以上，这就说明该两类法律在内容上与宪法关系更为密切。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3期。从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看，宪法优位与宪法保留是基本原则。